作者：王小笨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罗大佑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这首歌是年，放给他听的是两个来采访他的年轻人，一个是后来给Beyond填过许多词的刘卓辉，另一个是最近上映的《拆弹专家2》导演邱礼涛。
那时候邱礼涛是一个亚文化青年，喜欢听国外的摇滚和民谣，尤其喜欢NeilYoung。给台湾音乐教父听内地摇滚教父的歌不是他干过的最摇滚的事，年他还导演了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连发行的DVD都是他亲自剪辑的。
年被认为是香港电影年，那一年诞生了《重庆森林》、《东邪西毒》、《赌神2》、《九品芝麻官》、《国产凌凌漆》等一众标志性的港片，在整个华语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但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26年后，人们连“港片已死”都已经懒得说上一句了，只有当年那个梦想着拍出《黄土地》和《童年往事》，后来却成为了cult片专业户的年轻人，拍出了一部豆瓣评分7.9，票房过5亿的陆港合拍片，让一众媒体能够写上一句年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部的港片。
《拆弹专家2》中的隐喻之多，指涉现实的意味之浓厚，甚至让有些人觉得它“怎么过审的”是一桩谜案。但我倒是觉得不必想的那么玄乎，映画手民在采访邱礼涛时写过，每次有关部门下达白皮书，他就放下手头的剧本和论文，先把白皮书读完。在这个层面邱礼涛无疑是聪明的。
年的时候，邱礼涛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记不了/忘不掉：谁的香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一句米兰·昆德拉的名言，“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如果你看过《拆弹专家2》，这句话仍然可以作为你解读剧情的关键线索。
在今天所有仍然在内地拍片的香港导演里，实际上也就只剩邱礼涛还如此关心香港的社会现实。同样是那篇采访里，作者这样写道，“虽然他笑说不是刻意的，但他总是把香港的政治、社会事件放在心上。”
同样在今年，“最懂内地市场的香港导演”陈可辛拍出了横跨三十年的《夺冠》，在大银幕上传递了内地时代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排精神，而林超贤的主旋律系列更是已经进展到第三部，在《紧急救援》的路演上他说，“我们要为中国电影坚持。”
《一秒钟》故事发生在年。
前一年24岁的张艺谋还在陕西国棉八厂当工人，刚刚花块6买了一台相机，开始了摄影创作。张艺谋出身不好，文体是唯一的出路。在下乡的陕西省乾显杨汉乡北倪村，没有人要求他，他就把村里的所有门都画上了毛主席像。
在《张艺谋的作业》这本书里，他把这种行为总结为工具化，“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不是个坏词，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电影里，张九声能被范电影留下来帮忙抢救胶片，原因也是他以前搞过摄影，有用。
《一秒钟》让二分场群众看得如痴如醉的电影是《英雄儿女》，电影里放的胶片有很多做旧的效果，但还是和真实历史对不上。《英雄儿女》是在4年拍出来的，改编的是巴金1年的小说《团圆》，但文革刚开始，巴金就遭遇厄运，他的作品也全部遭禁。
要等到年抗美援朝20周年，出于宣传需要，《英雄儿女》才逐步解禁，但那时候巴金还在干校挑粪喂猪写检查，电影开头那句“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字幕是被删除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秒钟》里放的《英雄儿女》是有这行字幕的。
不过，《英雄儿女》在当年的命运倒是和《一秒钟》在现实中的命运来了一次互文。
《一秒钟》上映后，所有人都在讨论电影究竟删了几秒钟，尤其是张九声的女儿其实已死，那一秒钟的画面是他女儿留在世上最后的影像这一段的删减，被认为是对影片主旨伤害最大的。
去年“HollywoodReporter”发过一篇文章，那时候《一秒钟》刚刚经历“技术原因”退出柏林电影节，有消息人士向他们透露，“有单位不希望像这样的电影今年在海外获得荣誉，尤其是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他在全世界都有影迷，也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几个月后，张艺谋成为了国庆七十周年联欢活动总导演。那时候，很多人对于即便已经身为“国师”，却依然无法摆脱“技术原因”的桎梏感到不解，这件事张艺谋倒是早就想明白了，他说过，“它是制度，不是人。你做了开幕式怎样了？你就算把全国所有这个式那个式全包了，拍电影你就是个导演，该遵守什么还遵守什么。”看到了吗，工具人的自我修养。
事实上，让自己工具化这件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都很难幸免。
今年8月14日是《八佰》的全球云首映礼，电影的主创几乎都到了现场，但导演管虎没在。那时候他正在丹东拍《金刚川》，和《英雄儿女》的解禁背景相似，今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创作一部相关题材的电影成了电影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部从立项到上映仅仅相隔两个月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颠覆了商业大片所有的创作规律，也称得上中国速度在电影创作领域的一次绝佳体现。
《金刚川》剧组共有人，制作流程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重要的民营电影公司。所有人都清楚，这个任务落在管虎身上，《八佰》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既是助推剂也是紧箍咒。
在贵圈的报道《〈金刚川〉剧组闯丹东：管虎和他的士兵们来到白菜地村》里，作者记录了剧组司机卫师傅观察到管虎发脾气的场景，他对着大喇叭喊，“还能不能行了？”《金刚川》的编剧赵宁宇也回忆说，“《金刚川》从开始的第一天就开始全员拼命。”
《我和我的家乡》是一个和《金刚川》类似的故事，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我和我的家乡》以及同档期的《一点就到家》正是这个大背景下的命题作文。
于是在电影里，走马灯般出场的明星不过是国家工程、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振兴农村这些时代主题的配角罢了，你可以在搜索引擎上轻易找到电影拍摄地宣传部门发出的通稿，“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盏明灯，照耀着我们奋发前行。”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电影上映后的一个月，一个叫丁真的藏族青年和他背后的理塘县，却共同完成了一次最好的有关脱贫攻坚的宣传，《丁真的世界》也撬动起了远超电影里那些无比悬浮的设定的讨论热度。
这大概就是电影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因为疫情的原因，原本就不稳固的观影习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短视频、长视频、直播带货这些媒介形式的演变，更是给人们提供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娱乐选择，《一秒钟》里二分场群众对电影的狂热，不过是那个年代文化消费极度匮乏的畸变。
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有人在期待着电影能像《英雄儿女》中王成的一句“向我开炮”一样激励了一代人投入到生产建设运动之中，但我们都清楚，不管是谁，不管写一封什么样给电影的情书，那个年代都不可能再回来了。《金刚川》上映后讨论电影的声音不多，管虎头上那顶黄色的“NAVYUS”帽子所引发的骂战倒是无比激烈。
对了，《我和我的家乡》总导演张艺谋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也已经立项了，名字叫《最冷的枪》。
实际上“主旋律”并不是我们的一个专有名词。
几十年来，好莱坞用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和工业流程，向全世界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梦幻时刻，自由世界、超级英雄、个人至上的美式主旋律也飘向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莱坞的成功，甚至激励了韩国的发展方针：金大中因为《侏罗纪公园》的票房收益等于卖出万辆现代汽车，下定决心要让韩国以“文化立国”。
但从年川普当选总统开始，作为美国自由派代表的好莱坞几乎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电影的方式向总统喊话，从颁奖礼上的明星发言到创作本身所要传达的主旨，怼川普就是过去四年好莱坞的主旋律。
这个主旋律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前不久上映的《神奇女侠》就是一则答案。被意识形态所裹挟的好莱坞电影，甚至已经不能满足其基本的娱乐属性。
《神奇女侠》中川普的想象几乎无处不在，主角细致到发色的形象，癫狂的状态，从娱乐化的电视中操控民众，从天而降的高墙，总统的荒唐决定，创作者的意图明显到我们都不能称之为隐喻。
《神奇女侠》最初的上映日期是年6月5日，电影结尾神奇女侠向全世界人民高喊放弃和浮士德做交易的场景，简直就是在向美国选民呼吁，你们有了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了，这一次别选错了。但在川普下台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当下，这样的一颗颗子弹打向的只是一个空空的靶子。
在《纽约时报》给《神奇女侠》评论的结尾，作者ManohlaDargis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年，神奇女侠所做的是拯救世界，看上去天空才是她的极限，我没有想到，她的下一场大战不过是在一个大商场里。”
这句话既是在评价这部电影本身，但似乎也在不经意间给好莱坞过去这四年的创作写下了一个注脚。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浪荡子》里，主演杰克·尼科尔森的一句台词，“我到处走，不是因为我真正在找什么，而是为了赶快走开，不然事情就要变糟。”过去四年，好莱坞也并不是真的想用电影去做些什么，他们只是逼着自己来回快步打转，只为了让自己显得是在做些什么。
就连《疯狂原始人2》这样的动画片，也要安排一个文明人和野蛮人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结局。那个状态就好像是在给川普的支持者，所谓的“南方红脖”们，吃一颗定心丸，别担心，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是一家人。
但这样的道理用一部本该是合家欢娱乐的动画电影讲出来，显得是那样的荒唐和轻浮。前段时间我在看美国作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写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一生都身处进步主义阵营的她，花了五年时间深入到右派所在的保守州，尝试解答“我们能否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问题。
在那本书里，她提到了过往的很多政治研究都缺失了一个元素——对政治中情感的充分认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左派和右派的“情感规则”。她希望可以通过她的“深层故事”，来聚焦酝酿已久的社会冲突焦点。但过去几年好莱坞在这件事上显然没有做好，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只能看到表面上形象的堆砌，角色空洞的口号。
如果要做一个时代的类比，当下的美国其实和70年代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因为越战和水门事件，那时候的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嘲讽和恐慌的情绪不断蔓延，那是一个相当悲观的时代，挫败成为了电影的主题。
但也正是在一片暴力、腐败和绝望之中，美国电影却走进了文艺复兴。8年至年间是电影史上最丰足的时代，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新好莱坞运动，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些大师也都在那个年代崭露头角。
即便是那些有关越战即时性反应的电影，将矛头对准腐败且混乱的政府的电影，也诞生了诸如《野战排》、《现代启示录》、《医院》这样的影史经典电影，其背后深刻的反思性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
我很喜欢“反派影评”《神奇女侠》那一期节目里荡科长的一句话，“美国哪个年代没有分裂，哪个年代没有总统问题。”但似乎只有这个年代的好莱坞创作者，在社会面前方寸大乱，失去了那些本该具有的创造力。
更要命的是，过去承担着弥合社会撕裂，传递普世价值任务的好莱坞，自己却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制造着矛盾。《花木兰》中全然不懂中国的做派让它在中国市场彻底失败，但片尾的鸣谢字幕名单又被美国自由派媒体揪出来猛烈地炮轰，《怪物猎人》里欧阳靖扮演的士兵的一句俚语，让它在上映当天紧急下线。
在怼川普这件事上花样百出的好莱坞，它一直引以为傲的政治敏感度，似乎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在道歉视频里，欧阳靖说了一句，“这句台词的本意是积极正面的，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说明，因为这关系到的不是我的事业，而是我内心更为珍视的东西，我的根。”曾经被亚文化群体视为华人之光的他，想要用对血统的自豪来自证清白。
但现实的结果是，所有引进内地的进口片都被打回去重新审查，就连两部日本动漫电影都跟着遭了殃，原本盼望着在年尾，踩上日本影史新冠军步伐的《鬼灭之刃》粉丝，也只能继续等待了。
对于将社会价值观投射到电影上这件事，邱礼涛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将一些价值植入脑中，有指叫洗脑，如此说，社会所有事也是洗脑。归根究底‘智者洗得巧，愚者洗得笨’。”
在这番话的结尾，他臧否了一番大陆和美国的主旋律片，认为两者在“闷不闷”这件事上有高下之分，但走到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斩钉截铁地说一句到底谁的主旋律电影更闷一些。
事实上并不只有中美面临着在“主旋律”上来回打转的尴尬境地，政治表达几乎裹挟了这个时代所有的电影。在台湾收获上亿台币票房的爆款《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除了竭力展现两位男主角年轻的肉体，也在其中安插了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这些时代性的政治符号；韩国的年度大片《釜山行2》，一番强烈的视觉刺激下来，也要在最后摆明立场，大国对峙的背景下韩国人挑任何一边站都是靠不住的，最后只能是韩国人自己救自己。
在所有有关的年度盘点里，疫情都是第一个出现的词语。这场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是和电影有关的那些。但今天发生在电影世界里的那些林林总总的改变，其根源并不直接指向疫情，某种意义上疫情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已。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流媒体对院线的冲击，认为电影陷入了某种重大危机，但就在不久前，华纳宣布年发行的全部17部影片，都会采取线上流媒体HBOMAX和院线同步播映的发行方式，这家美国历史第三悠久，经历过好莱坞所有黄金年代的电影公司，决定亲手“埋葬”院线窗口期。
一边是舆论高喊着电影已死，克里斯托弗·诺兰、丹尼斯·维伦纽瓦这些大导演站出来全力炮轰华纳的决定，美国最大的院线AMC透露他们的现金流也许撑不过年的1月，而另一边《神奇女侠》率先上线HBOMAX之后，华纳忙不迭出来晒用户数迅速攀升的成绩单。
没有多少人在意院线的存亡，也就意味着没有多少人真的在意电影了。我很喜欢戴锦华教授的一段论述，“影院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让我们走出家、走出宅，让我们去和他人共享的一个空间。”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媒体正忙着庆祝内地年度票房突破亿，似乎我们又获得了一个竞赛中值得庆祝的比分。
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如今线上娱乐发展形式有多发达已经不用再复述了，就在线下娱乐这一块，桌游吧、密室逃脱等等看上去也是比电影院性感得多的生意。即便因为疫情控制的原因，熬过了近6个月的关闭期，活下来的院线暂时还不必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但从明天开始，我们走进电影院之后，又能有多少值得选择的电影呢。
明年是建党周年，抗击疫情也将进入新的阶段，一大批主旋律电影都已经排上日程，行业的头部资源纷纷向其倾斜，未来的几年公认每年的几个黄金档期都将被主旋律电影占据，我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媒体标题，“主旋律大片常态化”。
年电影界实际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没有引起太多讨论：2月初因为不满被商人和制片联合收购，《电影手册》杂志编辑部决定集体辞职。在声明中，编辑部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对以批评为主的杂志造成了明显利益冲突”、“推翻了股东对手册保持其独立性的许诺”、“我们还被告知手册应该更友善以及更时髦”。
虽然这是一封公开请辞信，但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处处是利益、处处有利益冲突的年代，一个独立性早已不是被人珍视的品格的年代，一个人人追求友善和时髦的年代，它才更像是一封写给电影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