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砺石商业评论
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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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家令国人引以为傲的企业，它们从美国GBC公司手中夺得了预涂膜全球霸主的地位；打破了日、韩、台湾企业对大陆光学膜市场的垄断；从美国3M公司抢得了宝马公司90%的汽车窗膜业务；其母公司投产了号称生产能力中国第一、全球第五的碳纤维生产线，并打算未来把碳纤维业务纳入这家公司；在年8月《福布斯》发布的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中，这家公司成为中国首家，也是全球唯一入选的材料企业……这家公司就是立志打造基于先进高分子材料的世界级生态平台的康得新。
这样的成就，让康得新创始人钟玉被称为中国材料界的任正非，康得新则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材料界的华为。有人甚至评价说，康得新作为一家民企，凭借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国家多项战略性产业的提升。钟玉还曾两度陪同国家领导人访问德国，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欢迎午宴上的座上宾。
不过年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康得新就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也戴上ST帽子。曾在7年时间创下股价涨幅近10倍，市值近千亿的A股大白马，股价如今从最高点跌去近90%，走到了退市的边缘。留下的则是十几万欲哭无泪的投资者和一地鸡毛。而钟玉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捕。
从昔日的A股大白马股，到濒临退市，康得新是如何走到这般田地？回顾康得新的前世今生，钟玉是个绕不开的存在，作为康得新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正是他一手主导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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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官从商
在中国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一类企业家特别容易受到人们的偏爱，这个群体我称其为“科研技术流”企业家。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其在创业之前就是一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在部队时，他研制成功的空气压力天平，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是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创业后，因为任正非对技术的信仰，华为在研发上几十年来不吝投入，朝着一个城墙口冲锋，最终成为了全球通信设备领域的龙头。与任正非类似，康得新的钟玉，也是典型的“科研技术流”企业家。
钟玉，年毕业于北京市35中学，作为老三届的学生，他进过工厂，当过工人，上过高原，干过特种兵，后来又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年，钟玉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航空部曙光电机厂微电研究所工作。
年，钟玉所在的研究所承接了我国主力战斗机歼七Ⅲ、歼八Ⅱ的主发电机研发工作。彼时，我国战斗机的发电机使用寿命大约在小时，而这一次要将寿命提高到小时。面对艰巨的任务，刚经历过“文革”十年的研究所，虽然有几百号人，但很多人却害怕承担*治风险，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任务。但大学刚毕业两年，只有28岁的钟玉却大胆地揽了下来，并豪言称，“没挑战性的事情没劲，我可就盼着弄点有难度的事情呢。”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国企环境中，钟玉的举动是多么出格和另类。事实上，很多人也认为钟玉在吹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钟玉竟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年，由钟玉主管设计的歼七Ⅲ、歼八Ⅱ型战斗机主发电机定型。由于产品寿命达国际先进水平，钟玉荣获航空部新机研制三等功、二等功，同年被提升为研究所副所长。
4年后，38岁的钟玉在即将被任命为曙光厂领导（正局级）时，他却向上级交了一份辞职书，准备下海创业。钟玉的举动，引来了很大的风波，员工看不懂，亲戚朋友也不理解，上级领导更是气得拍桌子，在他离职后，火速开除了他的*籍。据说此事，甚至惊动了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仪。
在康得新当年还如日中天的前几年，我曾问过钟玉当时是如何想的，他很豪迈地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家国情怀，我一不图官，二不图钱。作为厂领导，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有三室一厅、皇冠轿车、司机、秘书。如果我图这些，我就不会离开原单位。我就是想为振兴民族经济干点事。”
如今，我们虽然不能分辨钟玉这些话的真伪，但如果不从成王败寇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80年代末，甘心放弃局级待遇，宁愿失去*籍也要出去折腾一番，这样的雄心与精神，已实属了不起。钟玉确实是一个有雄心的人，这样的雄心贯穿了他此后的整个创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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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
年，钟玉凑了3万元，拉了4个人，在中关村开发区创办了康得公司（康得新后来的母公司）。当年的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开发区，康得公司是中关村的第一批创业民营企业。钟玉后来自豪地对外人讲，当年一起创业的企业有上百家，三十年过去了，只剩下联想和康得几家公司。
康得公司早期的产品是一种老年人、残疾人的代步电动车。产品推入市场后，月销量很快达到多辆。只可惜好景不长，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紧接着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回落，GDP增长率从11.3%跌到4.1%。糟糕的经济环境，让企业普遍举步维艰，而实力弱小的民营经济更是首当其冲，康得的电动车业务也陷入困境。
为了让公司活下去，钟玉带领员工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但都收效甚微。年的公司元旦聚会上，谈及企业的困境，康得公司30多人一时间泣不成声。此情此景，让性格豪迈的钟玉颇为激动，他拿起一瓶二锅头，对员工说：“大家看看，在这个年代，哪个企业的职工会为企业的前途而共同落泪？我要对大家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康得永远不会倒闭，康得大厦总有一天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耸立的！”说完，他拿起酒瓶一饮而尽。
困境之下，钟玉迸发出的激情与豪气，深深地感染了员工，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应对危局。他们将电动车加装清洁设备，变成电动清洁车；将电动车稍加改装，变成电动牵引车……彼时，中国的工业清洁产业非常落后，主要以人力为主，康得的创新，填补了市场需求。亚运会场馆、首都机场陆续采购了他们的设备。
在标杆客户的示范之下，康得的订单源源不断地飞来，多家电厂、众多大型公共场所都采用了康得的设备……康得起死回生。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吸引了大量西方先进设备进入。彼时，钟玉又成功抓住了代理进口设备的赚钱生意。
通过代理进口机电设备、自动化办公设备、清洁设备等国际先进产品，加上早期的电动车业务，康德成功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年6月6日，康得大厦在京落成，钟玉用8年的时间，将酒桌上的豪言变成了现实。
不过，在公司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之时，钟玉却显得颇为冷静，因为代理生意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和门槛。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外公司直接进入国内市场，康德的生意将难以持续，他必须为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方向。
多番考察研究之后，钟玉看上了预涂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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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预涂膜市场
预涂膜是一种高分子复合膜，广泛应用于杂志、书籍封面、酒、食品包装盒的印刷。经过预涂膜处理的印刷品，显得平滑光亮，颜色鲜艳、立体感强，同时还具备一定的防水、防污、耐磨等作用。
但这种如今看似简单的印刷工艺，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却是一种国内尚没有的先进技术。彼时，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还是“即涂膜”工艺，不仅印刷品容易起泡和脱膜，涂膜技术本身存在的苯溶剂，还会危害印刷工人、消费者的健康。五粮液酒厂就曾发现，即涂膜生产线的工人往往不能生育，直到下线半年后，才能恢复。
相比即涂膜，预涂膜不仅工艺先进，而且绿色，环保，但其设备投资大，工艺相对更复杂，价格也更高。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一条预涂膜生产线，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GBC公司手中。为了开拓中国的预涂膜市场，年，康得与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商美国GBC公司签订了合资协定，决定共同开发中国市场。
虽然对GBC公司抱有厚望，但掌握核心技术的GBC公司却心猿意马，在康得已经投入了0万前期市场费用后，GBC单方面撕毁合同，把生产线放在了韩国。
GBC的行为，让钟玉十分恼火，他发誓要搞出自己的预涂膜生产线。此后，钟玉带领团队采购设备，学习预涂膜技术、不断进行工艺磨合。2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在康德集团下属的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建成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在康得新的预涂膜投产下线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以及强劲的进出口贸易拉动着中国的印刷包装业快速发展，而这也为康得新的预涂膜事业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契机。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其过硬的产品质量。4年，在号称“印刷界的奥林匹克”的德国德鲁巴印刷展会上，康得新的产品引起了欧洲客户的兴趣。一位英国客户试用后，认为康得新的产品即使与世界巨头的产品相比，也更为优秀。康得新的国外市场逐步打开，日本、墨西哥的一些知名厂商，甚至都寻求康得新进行代工。
在国内市场，凭借技术以及成本的优势，康得新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预涂膜材料供应商，市场份额最高占到了20%。
康得新在预涂膜市场阔步前行之时，其昔日的老冤家美国GBC公司却江河日下，公司连年亏损。GBC的业务总裁后来找到钟玉，希望双方可以划江而治，亚非拉市场交给康得新，欧美市场留给GBC。但这样的乞求，在雄心壮志的钟玉面前，怎么可能得到同意。9年，深陷困境的GBC被印度公司COSMO收购。一年后，已经是全球最大预涂膜生产企业的康得新，在A股成功上市。
预涂膜一役，钟玉带领康得新大获成功。各方的赞誉也让钟玉志得意满。但事实上，根据康得新的上市招股书显示，其生产的预涂膜的主要设备，是来自美国和台湾地区，其原材料几乎都来自万华化学、韩国三星、陶氏化学、LG等跨国企业。原材料占到了预涂膜生产成本的80%以上。这也导致康得新的毛利率并不高。
不过，这场胜利对钟玉的影响还是决定性的，特别是上市的成功，借助强大的上市公司融资平台，本就怀有雄心大志的钟玉开始萌生了更大的想法。他说：“有的产业是猪，喂得再肥也只是一头大肥猪，而有的产业天生就是一头象。”预涂膜市场容量只有亿，显然容不下钟玉的梦想，他把目光很快盯上了光学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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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光学膜技术壁垒
光学膜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手机、电脑、电视的液晶显示屏没有光学膜就无法成像；光学膜还广泛应用在汽车玻璃、光学仪器、光伏行业、建筑玻璃、照明LED灯等众多领域。但这一片薄薄的膜，技术含量却非常之高。
光学膜产业的核心技术多年来一直被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垄断，而为了维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他们还坚决不到中国大陆设厂。年后，大陆已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屏消费市场，但所有液晶显示屏背光模组中的光学膜都要靠进口，平均每年进口光学膜高达多亿。
我国*府也曾扶持一些国内颇具实力的企业和机构研发光学膜，但历时多年，没有成功。
如今的显示面板巨头京东方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其前任董事长王东升曾向钟玉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京东方显示屏组件国产化率仅有10%，而且基本都是塑料配件或五金产品等低价配件，为解决光学膜的国产化问题，他请日本公司经理吃饭，希望能合资共建光学膜厂。但傲慢的日本经理用一种羞辱的口吻告诉王东升，光学膜工业高度精细化，中国人不讲纪律，不严谨，连过马路都闯红灯，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被日本统治过50年的台湾人除外。
据说王东升当场气得把酒杯砸到了桌上，手被玻璃划破后，鲜血直流，事后缝了七针。
王东升给钟玉说，这简直是民族耻辱。钟玉当即承诺：“王总放心，我这一生还没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我一定向您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康得新要干光学膜，得知消息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一次会议上，有人提问：“钟总，一个光学膜专家说，康得新有可能生产出低端的扩散膜，但不可能生产出高端的增亮膜，你怎么看？”
钟玉霸气地反问：“你认为中国有光学膜产业吗？”提问者说：“没有。”钟玉说：“如果中国都没有光学膜产业，谁敢自称光学膜专家？”
不过外部的怀疑依然没有打消。进*光学膜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彼时康得新的账上只有7个亿，康得新通过股市进行股票增发，目标是募集20亿资金，结果也只募集到了十多亿。
回击质疑的最好方式是拿出实际成果。年10月18日，康得新在张家港的光学膜示范基地正式投产。中国第一家具有知识产权的光学膜规模化生产企业诞生了。
康得新为何可以如此之快地解决光学膜问题，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引进与整合。据悉，康得新光学膜的第一条生产线其实就是来自台湾。不过在引进生产线后，康得新迅速进行技术消化，并利用国内的巨大市场快速形成产业规模化优势。
年11月19日，康得新又追加投入45亿元，在张家港建设了“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这一体量几乎占据当年全球光学膜总出货量的一半。康得新一举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光学膜产业集团。
与预涂膜下线时，恰逢国内印刷包装业蓬勃发展一样，彼时面板产业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推动着康得新在年到年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年其光学膜业务收入9.42亿元，年已经达到了60亿。三星、LG、京东方、TCL……几乎全球重要的显示屏生产商，都成了康得新的稳定客户。
日本人觉得这么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建成；台湾一家光学膜企业，曾认为自己还会有5年舒服日子。他们都没想到，康得新一上来就成了全球最大。
光学膜业务的巨大成功让钟玉再次备受赞誉，一次开会时，工信部一位领导对钟玉说，我们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