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波四十九年前，我就戴过当时最有名气、最受消费者青睐的手表，这是我早年消费生活引以为豪的往事。自上世纪70年代初，我有过六年多的军旅生涯，在上海警备区服役。那时部队严格遵循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三八作风”中，有一条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准则，因此当时不提倡战士戴手表。实际上军人大都来自条件艰苦的农村，大多数家庭经济贫乏，哪能买得起手表？只有排长以上干部才能戴上手表。我记得当时干部戴手表的档次，营首长和部分连长、指导员戴的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上海”牌手表，其他干部则戴着北京产的“北京”牌、天津产的“东风”牌、“海鸥”牌、西安产的“延安”牌，还有“红旗”牌、“红梅”牌等。这些品牌手表大多价值不高且容易买到。“上海”牌手表价格是元，但是要凭票购买，一般干部是买不到的，再说当时一般干部每月虽然能领五、六十元的薪水，但他们大多都成家有了生活负担，只能戴较为廉价的手表。我的苏北籍排长戴的是南京产的“钟山”牌手表，只有9钻，价格30元左右，大表盘极不美观，常常走着走着表针就停了，排长一天要给手表上两、三次弦。那时军人服役期一般为二、三年，我所在部队由于担负着重要、特殊的警卫任务，战士的服役期比较长，连队中有很多军龄四、五年的军人，对老兵戴手表，首长并不干预，老兵中有人戴手表了，但寥寥无几，归根到底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年是我当兵的第五个年头，我由营部下到连队，每月的津贴已增至15元，加之以前每月小额储蓄，我的零存整取存折上已达近二百元的余额，于是我产生了要买手表戴、并且要买“上海”牌手表的想法。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了父母亲，还写道在上海买不到“上海”牌手表，家乡的消费水平低购买力差，能否设法在当地为我买块“上海”牌手表。不久收到回信，父母同意我买手表，说在家乡也难以买到“上海”牌的，母亲到娘家村找到我一个堂舅帮忙。堂舅的女婿即我的表姐夫，是驻大连海军的一名军官，堂舅写信要他帮忙买“上海”手表，表姐夫答应了，说要等一段时间，要我们不要着急。收信后我心中很高兴，此后每次请假出去，我都会到商店的手表专柜，欣赏玻璃橱柜里那些品牌众多、琳琅满目的手表，特别留意看“上海”牌手表。看着那形状美观、闪闪发光，静静地躺在柜里的“上海”牌手表，想到我很快也能戴上它了，心中美滋滋的。然而，我一等二等，从春等到秋，却始终没有买到“上海”手表的消息，其间我写信问了两次，家里回信说表姐夫让再等一等。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消息，我失望了，想表姐夫肯定也买不到“上海”牌手表，干脆不等了，去买块其它品牌的表吧，于是我在南京路的一家商店，花元钱买了一块“延安”牌手表。虽然戴上了手表，但看着那形状并不美观的“延安”表，我总是兴奋不起来。大约两个月后，我收到父亲寄来的挂号信，打开信封，我赫然看到一张邮局的邮件提货单，上面注有“上海”牌手表一只；父亲简短的信中告知我，表姐夫买到手表了，要我凭单领取，并要我把“延安”手表卖掉，如卖不了寄回家给他。我喜出望外，心中兴奋激动得不得了，忙请假到邮局取回了我梦寐以求的手表。过了几天，我把“延安”表以90元价格，转卖给一位排长。（网络图片）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上海”手表。这只表出厂后，被批发到数千里外的大连市，辗转又回到它的产地，戴上我的手腕。表是升级版的，19钻，比此前的“上海”表多了两钻，价格元，比此前的表贵了5元，说明书标明其有防震、防水、防磁功能。它造型美观，走时精准，我曾校对过，24小时内其走时误差只有十几秒，上足弦能走时40小时以上。得知我搞到一块新版“上海”表，很多干部战士找我要手表看，他们仔细端详手表，脸上流露出羡慕神态。我对手表视若拱璧，珍惜有加，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为防意外，须臾不离地随身携带，让它不脱离视线；我到修表摊为表盘贴了保护膜，以防止手表面受到划擦；在军训和劳动有剧烈活动中，我都是摘下手表，用手帕包好放进上衣口袋，以防它受到震动。我喜欢于晚上睡觉前，把手表贴近耳朵，听它发出的节奏分明、清脆悦耳的金属摩擦声，还有秒针走时的“沙沙”声，心里甜丝丝的，然后用手帕包好把它放在枕头下，才安然入睡。手表为我执勤任务带来便利。当时连队的警戒哨位有七、八处，最远两端哨位相距六、七里路。带班班长的职责是查哨和“叫岗”，查哨就是不断走动，巡查各哨位哨兵执岗情况；“叫岗”是在轮到换岗时，通知下一班岗的哨兵做好上岗准备。那时我任班长，轮到上岗带班就做这两件事情。为了掌握时间，其他班长在带班时，都是随身提着连里配备的小闹钟（又称“马蹄表”）查哨、叫岗，很不利索，我因为有手表，执勤时则不需携带闹钟。年的一天，一位排长对我说，他请了婚假要回家结婚，要和我换用手表20余天，他把他的“海鸥”牌手表给我戴。我打心里舍不得也不放心手表离开我，犹豫着许久不做声。我平日与这位排长关系甚好，看着他期待的目光，真难以拒绝他，最后还是和他换了手表。在此后的20多天里，我常常牵挂我的手表，以致吃不香睡不安，心神不宁。直到排长返回连队，将手表完璧归赵归还了我，我才放下心来。年退役后我回乡进入农村信用社，当时公职人员戴手表的人还很少，农村更是无人戴表，同事中三两个有手表的，也是“金锚”牌（青岛产）等一般品牌手表，我腕上戴的“上海”牌手表，很引人注目，不论在单位还是到农村服务，这只手表都能引来人们艳羡的目光。星转斗移，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上海”牌手表伴随我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它的质量果然叫硬，虽然历经岁月，它始终保持着亮晶晶、光闪闪的本色；从来没为它上油保养，但它从未停顿始终正常转动，忠实地为我报时，最终其一昼夜误差只有四十秒左右。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了农业发展银行基层支行行长，上级行给配备了公务手机，手机显示时间的功能替代了手表，这只“上海”牌手表完成了它的使命，从我手腕上褪下，从此我再没戴过手表。当下手机普及，人们大多用手机掌握时间，已经很少有人戴手表了。手表具备了收藏功能，一些价值数十万元的名表，成为富有财产人的收藏品。那只陪伴我从军从业历经二十载岁月的“上海”手表，则成为留在我心中的美好记忆。壹点号海岛寻梦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